汪精衛遺書：最後之心情

汪精衛墓，在南京梅花山側。抗戰勝利後，蔣介石令何應欽炸毀。

汪精衛遺書：最後之心情

作者:汪精衛

以下是根據汪精衛的大女婿何文傑手抄《最後之心情》錄入。中間“××”均係手稿上原有。何老先生在手抄稿前面寫道：“一九六四年二月，汪氏逝世將近二十年，香港發現題為'最後之心情'的汪氏的國事遺書，引起國人以至日本各方面的注視，也惹起了真偽的論爭，聚訟紛紜，始終沒有定論。最低限度，作為史料的參考，也有一定的價值。”

真乎？偽乎？公佈於此，請有興趣者公斷。

《最後之心情》是汪精衛逝世前一月曾口授全文、最後由汪夫人陳璧君謄正的"國事遺書"。

文中歷述他對抗戰的態度：為了拯救國家；

所以離渝的原因：想保全蔣氏；

組府的苦衷：為欲與虎謀皮；

對甘心附敵者的觀感：鷹犬；

汪政權最後立場：應不背"黨必統一，國不可分"之原則；

生前的遺恨：為未能目睹東北四省之收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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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衛遺書：最後之心情

兆銘來日療醫，已逾八月。連日發熱甚劇，六二之齡，或有不測。念銘一生隨  國父奔走革命，不遑寧處。晚年目睹鉅變，自謂操危慮深。今國事演變不可知；東亞局勢亦難逆睹，口授此文，並由冰如（謹按：為汪夫人陳璧君字）謄正，交╳╳妥為保存，於國事適當時間，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╳日

兆銘

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，迄今六載。當時國際情形，今已大變。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，中國前途，忽有一線曙光，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。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，歐戰局勢，一蹶千里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，各國袖手，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。推求其故，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，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；陰以弱我國本。為蘇計，實計之得！為中國計，詎能供人犧牲至此，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？捨忍痛言和莫若！

然自西安事變以還，日本侵逼，有如無已，一般輿論，對日已成一戰聲。渝府焦心積慮，亦惟以不變應萬變，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。兆銘之脫渝主和，與虎謀皮，必須截然與渝相反，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。又必須本黨之中，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，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，而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。即將來戰事敉平，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，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。兆銘行險僥倖，或不為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，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，已至千鈞一髮局面，此時不自謀，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，馴至雖欲自為之謀而不可得。兆銘既負國事責任，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或有可能之途徑。年來昭告國人者曰：「說老實話，負責任」。說老實話：則今日中國，由於寇入愈深，經濟瀕破產，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。而戰事蔓延，生民煎熬痛苦，亦瀕於無可忍受之一境。侈言自大自強，徒可勵民氣於一時，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。如儘早能作結束，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。多樹與國，暫謀小康，只要國人認識現狀，風氣改變，凡事實求是，切忌虛憍，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國，三五十年，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。負責任：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，十餘年來，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。個人與同志，屢遭誣蔑，有壬（唐）、仲嗚（曾）、次高（沈）被戕者數數。今春東來就醫，即因民廿四之一彈，個人生死，早已置之度外。瞻望前途，今日中國之情形，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，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。清末不亡，袁氏時亦不亡，今日亦必不亡。兆銘即死，亦何所憾！

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，著中國存亡問題。以為中國未來，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。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，然國父革命，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。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，如兩國輔車相依之利，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，東亞前途，尚有可為。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，七十年來，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，可引以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。今日兆銘遙瞻局勢，東亞戰爭，日本必敗，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。日本如能早日覺悟及此，以中國為日美謀和之橋樑，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，則中國當能為之勉籌化干戈為玉帛之良圖，　國父之遠大主張，便能一旦實現。

今兆銘六年以來，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，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，即因日本軍人氣燄高張，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也。

兆銘竊有慮者，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，固可站穩，然戰至最後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，必使我國土糜爛，廬舍盡墟，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，絲毫無補實際。日本則敗降之辱，勢不能忍，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，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，仍有大可慮者也。

兆銘於民主政治，夙具熱忱。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，曾通過憲法，當時張季鸞先生曾草文論之，言政局失敗而憲法成功。餘曾告冰如，此為雪中送炭。又憶南華日報在香港創立時，欲對民權主義多作鼓吹，而苦無註冊之保證金，賴當時英國閣揆麥唐弩氏遠電當局云：「汪先生夙倡民主，可免其報繳費」，心常感之。四年前國府還都（按：指汪政權之創建），不過苦撐局面，為對日交涉計萬不得已而為之，故仍遙戴林主席。銘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時地望與民國以來時局之推移有關係者，參與其事，民主之基，庶幾有豸。然年來以對日主張，不無遭英美不明實情者之猜忌。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，日本已遭不利，陷區更痛苦彌深，而國府（按：指汪政權而言）突對外宣戰，豈不貽笑外邦？不知強弱懸殊之國，萬無同盟可能；有之，則強以我為餌。而悍然行者！實政府在淪陷區內，假以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，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。惟對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，得以因勢利導者，率得行之，此實銘引為快慰之事。上海租界自太平軍與曾李相持時，已為藏垢納污之區，八十年來，以條約束縛，政府苦難措手，今日不惟日本，即英法亦宣言交還，大戰之後，租界終入國府範圍，固不當因日本之成敗而變易也。

對日交涉，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，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，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：其一、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，為淪陷區，其所代表者，為淪陷區之人民，其所交涉之對象，為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，銘交涉有得，無傷於渝方之規復；交涉無成，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。故三十年有句云：「不望為釜望為薪」者，實為此意，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。其二、民國二十一淞滬協定時，銘始與對日之役，其後兩任行政院，深知日方對華，並無整個政策，而我之對日，仍有全國立場。日本自維新以後，號稱民主，而天皇制度之下，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。自清末兩次得利，固已睥睨於一時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，至華府會議，始解其厄，因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，早欲乘以而動矣。九一八初起當時，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，稍有成果，而寧方同志，寄望於國聯，斥為賣國。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，累次交涉，見日本政出多門，而軍人努力膨脹，海陸之傾軋，議會制度之破產，軍閥野心之無已境，其前途為失韁野馬，彼國之有識者，早引為隱憂。兆銘離渝與之言和，因已知其交涉之對象，為日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；為淪陷區當地之駐軍；為仰軍人鼻息之外交使節；為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，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。然以兆銘在國府之關係，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，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，用以為謀我滅我之資，亦不得不以之為交涉對象，而尊重其地位，其情形或差勝於南北之舊官僚（按：自係指維新臨時兩政府之人而言），兆銘即可於此覘其國而窺其向。況彼雖政出多門，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，對彼元老重臣，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為憂，以國父「無日本即無中國；無中國亦無日本」之言為戒。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，亦必就我各級機關於盡情交涉中，使得稍戢其兇燄，以待其敝。又日軍氣燄雖盛，進退時且浚巡，海陸軍之交誹，時或露其真相於我。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，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，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；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。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，駐屯軍亦不能故違，只能拖延圖利。是國府交涉之對象，非其謀國之臣，而為重利之酋，銘仍不至於一著全輸而無以自立。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，在淪陷區範圍，彼既承認我政府為盟邦，為復興東亞之夥伴，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，仍可為民生留一線之機，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，此兆銘為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拙策，屢為二三同志言之者。蓋中國為弱國，無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。蔣為軍人，守土有責，無高唱議和之理，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，亦必於蔣言和之後，造為謠諑​​，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，國將不國。非銘脫離渝方，不能無礙於渝局；非深入陷區，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；既入陷區，則必外與日人交涉，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羽翼下之各政權交涉。即國府過去所打倒者如吳╳╳（佩孚），所斥如安福餘孽╳╳╳輩（似指梁鴻誌等），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，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，銘亦必儘量假以詞色，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。銘蓋自毀其人格，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！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，計非出此險局危策，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。幸而有一隙可乘，而國土重光，輯撫流亡，艱難餘生，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，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？

是以銘之主張，其基本之見解：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。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，必不致放棄對國府（汪政權）之利用，及知其不能利用，我已得喘息之機。而中國局面之收拾，則誠為不易，戰後大難，更有甚戰爭之破壞，必有待於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，政府陸續規復，始得保存元氣，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，時至今日，而此種跡象，蓋益顯著。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，實事求是，日本能憬然於侵略之無所得，戰局之逆轉，化戾氣為祥和，亦為一念，端在其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日本改造社長山本實秀入京，事後語人云：「汪先生無情報」，蓋其時日方之敗局未顯，而戰事已見膠著。山本嘗周行南洋緬甸各佔領區，故作此危語也。然山本此語，餘實得聞之。銘離渝六載，在東亞戰事爆發以前，期直接交涉之順利，除公開電報外，未嘗與渝方通訊。於日本以外其他國家，雖有互派使節者，未嘗以之為交涉對象。蓋以日本軍人氣量狹隘，又多疑忌，國府所居地位為變局，其目的為專辦對日本一國之交涉，乃至日駐軍之下一地方之交涉，實不必多事捭闔，啟彼機心。然銘等之真心主張，及交涉之曲折，殊未隱瞞，各國使領亦有進言於我者。銘雖赤手空拳，在此東南諸省範圍內，凡能為國家自主留一線氣脈者，亦無不毅然不顧一切之阻礙主張之，竟行之！蓋以此為我內政範圍，外人不應干涉。

今後此亦可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：一為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；一為中央軍校之校訓，以及銘屢次在軍校中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；一為教科書決不奴化，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，照常誦讀，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，皆曾再三斟酌。如近年言「復興中華，保衛東亞」，乃清末同盟會「驅除韃虜，復興中華」之餘音。 「同生共死」，為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。至於條約交涉各端，更可謂殫心竭慮，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。且戰事結束，日軍議和撤退，此項條約，總成廢紙，固無礙於國家之復興。

目前所疚心者，東北與內蒙之問題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。然關於東北內蒙，本月與小磯言，同意有改變之餘地。如銘不幸病歿抱憾以終者，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復耳。然在九一八以前，東北政府與日本懸案，積有百餘件，懸而未決，地方中央，互相諉責，大禍終啟。今銘在寧六年，明知日方將敗，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，則以國事雖有轉機，尚在逆水行舟。而日本在此時，為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。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，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，俾其從容退兵，收其實利，一隙之乘，肇端於此。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，蓋亦謂燭見機先，不可以為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。

華北五省局面，殊形複雜，一年來稍有變動，尚未受中央（指汪政權）之直接控制。然日既已放鬆，我當緊力準備，俾將來國土完整，無意外變化發生。銘於十三年奉國父命先入北京，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，前年赴東北，頗知北方形勢，應得一與政府及黨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。政府（汪政權）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。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。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劃，俾渝方將來作接防準備，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。

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，迄今五十年，抗戰軍興，亦已七載，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，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，不可逞私煽動分裂。其在軍人天職，抗戰為生存，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，不得擁兵自重，騎牆觀變。對於日本，將來亦當使其明瞭中國抵抗，出於被侵略自衛，並無征服者之心。對於渝方，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，演化至今，亦仍不失其自信與自重。將來戰後兩國能否自動提攜，互利互賴，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澈底覺悟，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。兆銘最後主張及最後之心倩，期與吾黨各同誌及全國​​同胞為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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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：汪精衛《日記》和遺囑之謎

網上抄錄。出處：《縱橫精品叢書》作者：沈立行  日期： (2002)

所謂“遺囑”

汪精衛的親屬親信，包括陳璧君在內，都說汪在日本治病直至死亡，從未寫過遺囑。但1964年，卻在香港冒出了一份汪的遺囑，題為《最後之心情》，下書“兆銘”。題目的確是汪的親筆，但“遺囑”前記中則說，全文由陳璧君代抄，並且注明，要等汪死後20年，方可發表。此文一出，海外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。但這份“遺囑”不像《日記》，疑點甚多，真偽莫測。

發表這份“遺囑”的，是周佛海的親信金雄白。金當時正以“朱子家”為筆名，在香港《春秋》雜誌上寫長篇回憶錄《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》，前後寫了近百萬字，後來出了6本單行本。金雄白不是汪精衛“改組派”的人，更不是汪的親信，而一直是國民黨CC分子。抗戰前就是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和上海《晨報》（CC潘公展所辦）的採訪主任，是個資深的老報人。後來一直追隨周佛海，汪氏時任汪記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，並任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。金不僅是個報人，而且還是有名的律師。汪氏時在周佛海的支援下，金在南京辦《中報》，上海辦《平報》，並辦了開小報風氣之先的《海報》（抗日勝利後由毛子佩接管，改為《鐵報》。解放初期改為《亦報》，由馮亦代主持）。所以，金雄白和汪精衛似乎風馬牛不相。但汪的遺囑，不在自己的親屬處，竟由金雄白得之而發表，實在出人意料。

汪的“遺囑”竟到金雄白的手裏，是不得不令人懷疑的，而且來歷非常蹊蹺，不合情理。金雄白在《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》一文中說：“1964年2月8日那一天，‘春秋雜誌社’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挂號信，發信人卻無姓名。撿視之下，有一疊四張半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的國事遺書，又有一張榮寶齋信紙上，汪氏親筆寫的“最後之心情 兆銘”7字。透查封內，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。我已深以為異。最初，我為信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，再四審視，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，但仍抱有一個先入的成見，認為汪先生並沒有立下遺書。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移到南京時，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：‘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？’她當?回答得很乾脆：‘沒有！’

而在這留港幾年，我曾不時與汪先生的家屬有所接觸。當汪先生在日臥病時，她們都是朝夕隨侍之人，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：‘先生在病中，沒看到寫過什麼遺囑、遺書一類的文件。’”不過，後來金雄白仍相信汪的遺囑是真的。金又寫道：“不僅這‘最後之心情’幾字，無可懷疑是汪的真跡，其次，看慣汪先生文筆的人，一眼利能辨其真偽。5000字的長文，有誰能仿冒？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，而且不願透露姓名，更有何仿冒之必要？況過去的許多事實，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。紙張的陳舊，顯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時間，連上面的一枚圖釘，也已鏽深印在紙上了。”

金雄白為了進一步證實，當即會見汪的長子汪文晉（當時，陳璧君也於1959年在上海監獄病死）。當汪文晉讀完全文後，對題目的字跡，筆調和言語等所說的一切，認為均非偽造。汪孟晉並認為，全文抄寫的筆跡，是出於汪的至友龍榆生之手（遺書內是說叫陳璧君抄寫的，但發現的又不是陳的筆跡）。龍榆生是汪家密友，擔任過中央大學教授，陳璧君在上海市監獄服刑，龍曾長期送去書籍，內中就有毛澤東的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。陳璧君一再閱讀，終於寫出了“共產黨的成功，並非偶然”的自白書。

金雄白和許多人研究後，大家認為，大概汪在病中只寫了題目，就口述或錄音後由人眷正。此文肯定由陳璧君保存，因遺囑內規定，要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，故她一直深藏不露。後來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，自知出獄無望，才暗交可以信賴的龍榆生。當時汪的子女和方君璧，都不在上海，只有龍榆生常有來往。1964年剛好是汪去世20周年（汪死於1944年11月10日），故十之八九，信是龍榆生的後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。

汪精衛的女婿何文傑，和汪十分親密，勝過汪的子女。汪在日本治病時，何自始至終，隨侍左右，寸步不離，汪是不是有遺囑，何應該是最最清楚的人。當何文傑在港看到這份遺囑時，除確認“最後之心情 兆銘”是汪親筆外，從文筆和風格上也證明是汪的文章，但何認為決不是汪在日本病危時寫的。

汪精衛的另一密友朱朴，看了遺書後說：“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，這是別人萬難類比的。”大漢奸陳君慧看了後說：“我曾赴日本探視汪先生的疾病。我委婉問他對將來有什麼交代？汪說：‘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。’這‘著作’二字，可能就是指的‘遺囑’。”汪的長女汪文惺看後則說：“假如遺書是假造的話，無論文筆和內容，都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了。”

但是有誰會替汪精衛造一份“遺囑”呢？偽造的目的有何在呢？而這《最後之心情》的真跡又從何而來呢？大陸上根本不可能，臺灣已不可能，日本更不可能，因“遺囑”是反蘇、反共，甚至是反日的，只是汪對自己的醜表功。

經過這批人驗證後，金雄白和不少人認為，如這份遺書真是汪所口述的，只有一個可能，即1943年底動手術取出10年前留在胸間的子彈後，在南京北極閣寓所休養時所預擬好的草稿，交陳璧君抄寫而保存。於是，金雄白就將汪的“遺囑”全文發表，當即轟動一時，尤其是香港和日本，反應十分強烈。

至於“遺囑”的內容，實在不值一提。統觀全文，共5000字，不外乎下列幾點：
（1）反蘇反共。汪認為中日打仗，必定是兩敗俱傷，結果是蘇聯坐收漁利，中共借此壯大。汪為此說：“......回憶民國27年（即1938年），遠東成為日本獨霸之局，各國袖手。以陳舊飛機助戰者，唯一蘇俄。推求其故，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，外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，陰以弱我國土。......”
（2）汪說和平未成，是日本軍閥跋扈，不遵守條約規定。汪以此將自己的漢奸罪責，推得一乾二淨。（3）指出孫中山的“大亞洲主義”，掩蓋其漢奸賣國論點。全文皆為汪向自己臉上貼金。

“遺囑”發表後的反應

汪精衛的所謂“遺囑”發表後，首先在日本引起轟動。日銷500多萬份的《每日新聞》，捷足先登，搶先於1964年4月29日、30日二天，以最顯著的版面，予以刊載，並且在按語中說：“而在20年後的今日，對於這份遺書，在中國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同其重要，而且為昭和歷史上的重大資料。”

接著是美國的“美聯社”，向全世界發佈了電視稿，認為是中日八年戰爭中的一項新發明。
然後是日本東京的英文《日本時報》，於1964年5月7日，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，並附有一篇專論。《日本時報》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報紙，在美國和東南亞一帶，都有很大的銷路。該報刊出時的標題是：“汪兆銘的遺書，再揭開歷史的真實”。由於“遺囑”純為醜表功，故《日本時報》在附言中說：“對於汪氏而言，到現在為止，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系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，他卻用自己的遺言，為他的過去重作表白。”

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，識者認為，與當時的美蘇冷戰和大範圍的反蘇反共有關。日本方面，幾乎一直肯定“遺囑”是真的。《每日新聞》發表後，立即派記者採訪了當年駐華侵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。今井是汪政權自始至終的策劃者和參與者。他對記者說：“《每日新聞》所發表的汪氏的國事遺書，是歷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。以我私人的判斷，這份遺書，確為汪氏的真正心情。”

《每日新聞》又派記者專訪參與汪政權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。清水開口就說：“這才是真正的遺書。”這些侵華時的日本人物，他們的話也只能作為參考，因為，這些人當時抱有一種“自譴”、“自責”的心情，他們都認為日本確實不遵守條約，對中國犯了罪，才以此來肯定汪在“遺書”中的醜表功。

但也有提出“遺囑”偽造的人。《每日新聞》在訪問了日本人後，又向中國人求證。1964年5月15日，胡蘭成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目為《汪精衛的國事遺書——思想混亂之反映》。他堅持認為，“遺囑”是偽造的，而把汪精衛和自己說成是什麼“日本的真正朋友”。他竟認為汪的所謂“和平運動”，是真正的“愛日運動”，並自抬身價，說是汪精衛的親信，可以證明汪決未寫過“遺囑”。汪政府成立時，胡憑著會寫文章，騙得了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高職，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親信、宣傳部長林伯生鬧翻，被汪扣押。被日本人保釋後，胡即離開汪精衛，和“76號”特工頭目李士群混在一起，辦起了特務報紙《國民新聞》。由此可見，胡蘭成的文章，完全是自抬身價，並無任何參考價值。

再次，1964年8月，香港頗有名聲的《新聞天地》雜誌，也全文刊載了汪的“遺囑”，並附有很長的文章，完全站在臺灣國民黨的立場，認定“遺囑”偽造，竟說是“幫共黨的忙，有損國體（臺灣）”。此文為《新聞天地》老闆卜少夫所寫，蔔自己就是臺灣的“立法委員”，且此文也缺少有力的否定證據，不足為信。

如此說來，“遺囑”就是真的了？卻也未必。因為它只有一個題目，為汪的親筆，5000字的長文到底是誰抄寫？至今仍是個謎。而由隱匿姓名的人寄給不是汪系的金雄白，就更難解釋。所以，只能存疑待考。

1965年以後，此事即漸漸冷卻，再無人去論證它的真偽了。本文認為，“遺囑”漏洞甚多，不能肯定是真。退一萬步說，即使是真，充其量也不過是汪精衛的一篇反蘇反共文章，只是歷史長河中一個小而又小的泡沫而已。

附錄2：汪精衛“遺囑”之謎

作者：曹冬雁發佈於：博客中國

汪精衛1944年病死在日本名古屋，死後許多人追問陳璧君，她丈夫最後有沒有留下什麼遺囑之類的東西，她總是非常乾脆地回答：沒有！汪臨終前經常在他床邊的友人也說沒有，事情就這樣過去了。可是20年後，1964年香港《春秋》雜誌發表了一篇據說是汪的“臨終的感想”文件。

文件的發現過程就非常神秘。 1963年秋該雜誌社收到了一封寄給經常給該雜誌寫稿記者朱子家的信，由於朱並不經常來社里，這封信在辦公室放了很長時間沒有打開，落滿了灰塵。直到1964年2月8 日朱本人來到雜誌社才領走，朱打開一看，信封上只寫了香港某公司的回信地址，裡面是一封長大四頁半用毛筆書寫的文件。據說是汪的遺囑，但筆跡顯然不是出自汪之手。在另外一張紙上寫著“臨終的感想、兆銘”七個字，書法秀麗，確象汪的手跡。信中還有一張紙，上面寫著汪的長子汪孟晉在九龍住址及“請轉交”等字，對記者本人沒有寫什麼。

朱子家何許人也？此人真名叫金雄白，朱子家是他在香港當記者用的筆名，抗日戰爭期間，他乃汪手下次長一級的官員。著有《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》一書。朱說他反复研究了這四頁半長5000字的文件，認為它是真的，他想方設法找寄信人結果一無所獲。關於文件發表，朱認為，既然信中交代的汪的長子在九龍住址沒有錯誤，但信卻不直接給汪的兒子，朱認為應該在轉之前發表，於是《春秋》雜誌在1964年2月號就將文件發表。

“遺囑”中有這樣的話：“我為什麼要玷污自己的名聲，並且不顧四十年來獻身國家的業績？其原因是，國家處於危機存亡之際，我們只有靠機智才能保全它···了解我的人們會同情我的困難，不會說我的做法不正當的。”根據後來事實，可以認為這是在自我辯護。

文件發表後，馬上就引起了真假風波。汪的長子汪孟晉對真實​​性表示懷疑：他在他父親臨終前幾個月，幾乎天天在身邊，不可能對他父親曾經口授這麼長的“遺囑”之事一無所知。他還說，“遺囑”開頭就用了“我去世週年”之類的話，很不真實，他說他父親對任何形式主義東西都非常反感，不會要家人記住什麼忌辰。還說，他當時也有讓父親立下遺囑想法，但是母親沒有同意。

與汪長期共事的胡蘭成承認，汪孟晉對發表“遺囑”肯定非常不滿，但是“不能把它看成是偽造的。”日本報刊也發表與汪交往最密切人士文章，認為是真實的。

朱子家認為，這份文件可能是汪在去日本看病之前就寫好，記錄人肯定是個迷。到了80年代，汪精衛“遺囑”真假之謎仍然沒有結論。

附錄3：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

作者：金雄白。筆名“朱子家”。

一九六-四年二月八日那一天，春秋雜誌社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掛號信，信封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，而且用了「朱子家」的筆名而非我金雄白的本名，發信人卻又無姓名。所列的地址，是本港德輔道中廣東銀行大廈六樓的一間保險公司。我起初以為僅是平常的讀者來信，當時並未急急拆閱。迨晚間回抵寓所，啟視之下，有一疊四張牛紙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氏的國事遺書，又張榮寶齋信紙上汪氏親筆寫的「最後之心情，兆銘」七字。另一黃色紙條，寫了汪氏長公子孟晉的九龍地址，並有孟晉夫人「汪譚文素」的閨名，下面用原子筆寫著：「請煩轉交」字樣。遍查封內，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，我已深以為異。追細閱信封上的郵戳，發信日期為一九六叁年的十二月卅一日，而我之所以遲至一月有馀始行收到，則以我久不去春秋雜誌社，該社也認為只不過是平常的函件，而未即為我轉來之故。

最初，我為箋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，再四審視，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，但仍抱有一個先入的成見，認為汪先生當時並沒有立下遺書。所以會有此成見，可以分兩方面來說：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奉移到南京時，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：「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？」她當時同答得很乾脆：「沒有。」而在這留港的幾年中，我不時與汪先生的家屬有所接觸，當汪先生在日臥病時，他們都是朝夕隨侍的人，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：「先生在病中，沒有看到寫過什麽遺囑遺書一類的文件。」所以，這次我收到那一份「最後之心情」時，我最初以姑妄看之心情來從頭閱讀。迨讀畢全文，以我當時曾始終參與這一幕「變局」的人，而且在當年的中央全會中，有過多少次聽到汪先生哽咽中所作的言論，與看到汪先生在拭淚中所表現的神情，使我堅信這一份確是汪先生自己所作對國事的遺書。

不僅僅這「最後之心情」幾字，無可懷疑是他的真跡，雖然他秀逸的字體，這裡顯得較為蒼瘦，但以年齡與久病之故，固應有此現象。其次，曾經看慣了汪先生文筆的人，一眼立能辨其真偽，五千字的長文，有誰能仿冒？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，而且不願透露他的姓名，更有何仿冒之必要？況且汪先生深藏的心境，別人是無法體味的；過去的許多事實，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。紙張的陳舊，顯然已有了一二十年的時間，連上面的一枚回文針，也已跡深印在紙上了。我前後讀了叁四遍之後，在又高興又悲傷的心情中，終宵輾側，未能闔眼。

我投身報壇前後四十馀寒暑，生平最痛恨的是稿件的抄襲或捏造。所以當我寫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一書時，儘管有些記憶上的錯誤而造成無心之失，但我對事實的經過，以及談話的對白，每一事都在下筆前窮思瞑想，力求真實。在這一本著作中，我認為最大的遺憾，就是汪先生對這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，不應沒有一些遺言。因此，當我再四細讀之後，不再是懷疑真偽的問題，而是想查明在兩度世變中，怎樣把它保存下來，以及是由何人保藏寄發的問題。第二天，就依照了來信上所開列的地址，去到香港德輔道中廣東銀行大廈六○六室，那裡雖然是一家上海人經營的保險公司，我取了那件來函，問遍了整個公司內的每一個人，連他們的經理在內，但無人承認曾經寄出過這一信件。結果只好在不得要領下廢然而返。

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我約晤了汪先生的長婿何孟恆兄，告訴他收汪先生對國事遺書的經過，並依照寄件人的意思，請他將原件轉交給汪孟晉兄伉儷保存。約晤的另一主要目的，自在想共同研究這遺書是何時寫的，由何人保藏，以及最可能是由何人寄來的問題。最初，他表示在日本侍疾期內，以他所目擊的經過，不曾知道有過遺書，而且事實上那時汪先生的病狀，也不可能寫此長文。但當他讀畢全文之後，對字跡，對筆調，對文中所說的一切，卻並不能指出任何可以認為有偽造的疑點。而且就那份複寫的遺書原件字跡，與黃紙條上所寫地址的筆跡，顯然出於一人之手，筆跡很熟，因為他來港後還經常與他通信之故，可以相信是出於汪先生生前的詩友龍榆生之手。

這時，拙著「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」第五冊，編校已竣，正在印刷中，我不准備再有所續寫，因此，這應該是該書的最後一冊了。像這樣一件最重要的歷史文獻，既然信以為真，自不應讓它在書中遺漏，因此我立即往承印的公司停止印刷，即將這一文件作為附錄而予以補入，但發現的經過，已不及詳為介紹了。

經我與朋友們的共同研究，可以推想到這文件的來源，大概汪先生於病中定稿謄正以後，當初是由汪夫人保管的，因為依照汪先生的遺意，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後始予發表，她因此就一直諱莫如深地深藏不露。也可以推想到這一份遺書是一向藏在汪夫人身畔的，迨她自知出獄無望，始暗中交給了認為可以信賴的龍榆生。汪先生是逝世於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，保藏這份重要文件者，也一直等到汪先生逝世第二十週年的除夕，始以之付郵給我。裡面所附的那一張黃紙條上，卻很正確地寫著香港汪寓的地址，懸想他的所以不辭周折而寄給我，意思很顯然是希望我能把它發表。雖然我把它發表時離汪先生的忌日還有八個多月的時間，但我認為這並不重要，因為遺書的前面所指定的發表時期著重在「於國事適當時期」。所謂「或至銘歿後二十年忌日發表」一語，也不過是最遲發表的日期而已。

當遺書在春秋雜誌刊出時，正值農曆的歲尾年頭，每一個人都會有一份忙碌，我不暇去與汪氏的親屬作進一步的探討，而終於由何孟恆兄轉告了汪孟晉兄之後，約我去作了一次長談。當時我只靜靜地聽取了他的意見。他認為「最後之心情」幾個字，儘管比平時寫的要蒼瘦一些，卻看不出會是別人所模仿的。當他在閱讀全文之前，對遺書的真偽問題，與我所取的態度也有不同，他先假定這是真的，而後逐句加以咀嚼。雖然經他詳細閱讀之後，並不能否定這是別人所偽造的，但他認為仍然存有若干的疑點。

總括他的意見：汪氏於一九四叁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施行手術，取出體內留存的子彈後，未及一月，舊恙復作，有不明原因的高熱，下半身漸感麻痺。以後知道是由於背部肋骨的腫脹，壓迫到脊髓神經，遂使大小便也失去了控制。一九四四年叁月叁日飛往日本名古屋，進入帝大附屬醫院，翌日開刀。經過手術後，當時兩足在病榻上一度可以自動抬起約六七寸，但健經短短叁日的時間，病情又立即轉而惡化，貧血、盜汗、周身肌肉有難忍的劇痛，只要有人進入病室，足步有一些輕微的震動，影響到病榻便會立刻使汪氏疼痛難禁。儘管他並沒有發出過一聲呻吟，但醫生相信為患這一個病症者必有的現象。

因此，當病情再度惡化以後，孟晉不斷地催促汪夫人進言汪氏，預立一張遺囑，但汪夫人還想汪先生一定會康復的，更不忍於病中因此而刺激病人的精神。如此一直遷延了七月之久，病情已到了使醫生束手無策之境，除了用雷錠放射治療以延緩病情的發展外，已無其他方法。孟晉就於那年的十一月初飛往上海，擬向雷錠醫院商洽如何將器材運\往日本急救，而就於那時，汪氏就撒手塵寰，對這破碎山河，從此一瞑不視了。汪氏在病中，除醫生與護士及汪夫人外，只孟晉一人。每隔兩叁小時，必往探視一次，他可以確定沒有看過口授這遺書的事。如其這一份真是汪氏所親撰的話，唯一的可能，那是一九四叁年底動用手術取出子彈後，汪氏在南京北極閣宋子文的私宅中休養一段的時期內所預擬，至病篤時而又略加修正的。

他也認為關於遺書的整個內容而言，也有著幾個疑點：第一、汪夫人以巾幗而有鬚眉氣概，不屑從事於那種謄寫工作，如有重要文件必須抄錄的，向由何孟恆為之。第二、汪先生一生致力於革命，正如他所說「為革命而生；為革命而死。」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習俗，所以他的長公子長女公子婚嫁時，都​​用了最簡單的儀式，並宴請最少數的親朋。每逢他的生辰，如私邸中為他稍有形式上的慶聚，反會遭致他的責怪，那末遺書中更何來「忌日」云云？以上的看法，當然只有做子女的人，才能體味到父親的一切。但我以為這仍然不能影響到遺書的真偽問題上去。以我的推想，在臨命前撰寫一個有關他晚節問題的重要遺言，而且需要暫時秘密保存，因此破例地請夫人謄正，不是不可能的事。 「忌日」兩字，也多半是筆錄者依照他口授的原意，而致用了這樣的字眼而已。

孟晉又指出全文的大意，有些不太符合於他父親的性格之處。遺書主要在解釋他離渝組府的心跡，他說：「我父親的確一生對國事無時不在操危慮深中，他只要認為良心所安，責任所在，​​即毅然起而行之，不求人們的諒解，也求不為自己辯白。他如欲立遺書以昭告後人，也應指出今後的途徑，不必斤斤於自己的行跡與個人的成敗。況當他逝世之前，病體已影響到他的情緒，何以在那份文件中，又說得如此的溫和委婉？」

我對此有些主觀的看法：那時汪先生認為日本的失敗，已成定局，而渝府既與英美結盟，以整個國家來說，前途已有一線曙光。他既捨身謀\國，因形勢的演變而國土有重光之一日，逆睹國家將終於不會覆亡，欣喜之不暇，以汪氏之抱負，更安有個人恩怨與成敗之足計？其次，汪氏奔走革命四十年，一生行跡，應無可訾議，所不為人諒者，僅為汪政權之一幕，如千秋竟成定論，九泉又豈能瞑目？吐露其最後之心境，實為人類之常情。遺書的文意，又豈他人所能模造？朱之兄前後追隨汪先生二十年，他說：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，這是別人所萬難模擬的。又陳君慧先生對我說：他曾赴日本視汪先生疾，曾經委婉地問他對將來有什麽交待，汪氏的回答說：「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。」不知是否即指所留下來的這份遺書而言？汪氏之長女公子也說：假如這份遺書是出於某些人偽造的話，不論文筆與內容，也都到了無暇可擊的地步。

其次，汪氏之所以離渝，是認為當時之戰局已不可為，有此看法的自不止汪氏一人。而戰局之不可為，還不在日軍實力之強大。對外則英美無助我之心，而蘇俄則另有其狡計，故遺書中首段即謂「回憶民國二十七之時，歐戰局勢，一蹶千里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，各國袖手。以陳舊飛機助我者惟一蘇聯，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，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，陰以弱我國本。為蘇計，實計之得。」汪氏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對中共的藉抗戰而坐大，引為深憂。我現在抄一段戰前國民政府的駐德大使程天放氏在其所寫「使德回憶」文中的一段云：「叁月中旬（按指一九叁六年，即汪氏在中央黨部被刺後之第二年），汪精衛到達巴黎，過了幾天，就轉到德國的勞海溫泉去養病，由諾爾醫生為他治療。我奉外交部的命去慰問他。所以在四月六日坐飛機到佛蘭克府，轉坐飛機到勞海，在汪所寓的卡爾登療養旅館住了兩晚。汪被刺後我和他第一次見面，他身體已復原，只是槍彈沒有取出，心臟有衰弱現象，因為勞海溫泉能夠醫心髒病，所以到此地來洗溫泉浴，同時接受諾爾的電療。陪伴他的是曾仲鳴和陳耀祖，陳璧君留在國內沒有同來。那次我和汪有好幾次長時間談話，他對蘇聯陰謀\，看得很清楚，認為日本壓迫中國太過，中國非抵抗不可，結果則將兩敗俱傷，而蘇聯中共坐收漁人之利。抗戰以後局勢的演變，證明這種看法是對的。」程天放現留台灣，非出於本心，必不敢盛譽汪氏之先見。在這一段中，更證明汪氏的所以主張和平，一半的原因，他深愛國民黨，不忍見因長期抗戰，而使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之摧毀。但不幸今日之現狀，又一如所預言。

汪先生這五千字的遺書，充份寫出了他謀\國的苦心、他對世局銳利的觀察，又豈僅徒為闡明他自己的心跡而已。